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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胡適演講趣聞嗎
胡適首倡“白話文運動”，課堂上也便經常相機向學生宣傳白話文寫作的好處，遇有學生置疑，就因勢利導、循循善誘地進一步引導。
有一次，一學生說：“白話文不簡練，打電報用字多，花錢多。”胡適慢條斯理、心平氣和地說：“不一定吧！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，邀我去做行政秘書，我不愿意從政，不想去，為這件事我回了一份電報拒絕。
請同學們根據我的這個意思，用文言文自擬一則電報，看看是白話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？”同學們躍躍欲試，最后選出一份最簡練者，僅12字：“才疏學淺，恐難勝任，不堪從命。”這時課堂很靜，大家都凝神注目老師，看老師的白話電報還能怎樣簡練。此時，胡適像相聲演員抖包袱一樣，說：“干不了，謝謝！”僅5個字。大家都為先生的講解暗暗稱絕，對白話文寫作也日漸有所認識。
難能可貴的恰是學問淵博的大師級學者，將自己的聽眾、讀者放在平等的位置，于學生，更常以“老大哥的身份”，心貼心地交流、溝通，而不是以概念口號式的說教，去灌輸去教訓。一次講禪宗的“不靜觀”，他侃侃而談：“當你看到一位漂亮的，你會神魂飄蕩，如醉如癡。可是有禪宗修養的人卻紋絲不動。緣何？他不是靜止地看到現在的她如何美麗動人，而是看到她將來會變成走路蹣跚的老太婆，甚至變成蛆蟲滿身爬動的枯骨——想到這些，又有什么可愛呢？”此時，胡適環顧課堂，頗顯沉悶低迷，便靈機一動，調侃戲謔道：“在座的各位請放心，沒有哪個男士會相信我的混話，下課后，你照樣會收到男朋友寄來粉紅色的求愛信……”頓時，教室如微風吹皺的湖塘，泛起了歡樂的漣漪。
胡適學識淵博，引經據典，信手拈來，不枝不蔓，恰到好處。在某大學演講時，多次引孔子、孟子、孫中山語，在黑板上寫“孔說”、“孟說”、“孫說”，最后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，機智而戲謔地寫道，“胡說”，引得哄堂大笑。順理成章，水到渠成，寓莊于諧，妙哉妙哉。
胡適演講：寬容與自由
十七八年前，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(George Lincoln Burr)。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(Lord Acton)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《自由之史》，沒有完成他就死了。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，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。他說，“我年紀越大，越感覺到容忍(tolerance)比自由更重要”。
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，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。我自己也有“年紀越大，越覺得容忍比自由近更重要”的感想。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；沒有容忍，就沒有自由。
我十七歲的時候(一九O八)曾在《競業旬報》上發表幾條《無鬼叢話》，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《西游記》和《封神榜》的，我說：
《王制》有之：“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，殺。”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.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，乃懵然不之注意，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！……
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“衛道”態度。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、無神論者，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，要實行《王制》(《禮讓》的一篇)的“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，殺”的一條經典！
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(一九二三)會很熱心的給《西游記》作兩萬字的考證！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、二十年后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《封神榜》的作者的材料！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《王制》那句話的歷史意義。那一段《王制》的全文是這樣的：
析言破律，亂名改作，執左道以亂政，殺。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，殺。行偽而堅，言偽而辯，學非而博，順非而澤以疑眾，殺。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，殺。此四誅者，不以聽。
胡適最著名的演講：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
——1932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北大畢業典禮上的演講
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，我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你們，只好送你們一句話吧。這一句話是：“不要拋棄學問。”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，不得已而做的。從今以后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。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，努力去做一種專門學問。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，等到精力衰疲時，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。即為吃飯計，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。吃飯而不求學問，三年五年之后，你們都要被后進少年淘汰掉的。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，恐怕已太晚了。
有人說：“出去做事之后，哪有工夫去讀書？即使要做學問，既沒有圖書館，又沒有實驗室，哪能做學問？”我要對你們說：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，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。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，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。你有了決心要研究一個問題，自然會損衣節食去買書，自然會想出法子來設置儀器。至于時間，更不成問題。達爾文一生多病，不能多做工，每天只能做一點鐘的工作。你們看他的成績！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，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，三十年可讀十一萬頁書。
諸位，十一萬頁書可以使你成一個學者了。可是，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你一點鐘的工夫；四圈麻將也得費你一點半鐘的光陰。看小報呢，還是打麻將呢，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？全靠你們自己的選擇！易卜生說：“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。”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。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。再會了，你們的母校眼睜睜地要看你們十年之后成什么器。
這一兩個星期里，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，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。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，不妨幼稚一點，不妨吵吵鬧鬧，社會都能縱容他們，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。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。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，他們的擔子真不輕！我們祝他們的成功，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，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，——雖未必是救命毫毛，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！
你們畢業之后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：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；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；此外還有做官，辦黨，革命三條路；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。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，我們可以不討論。走其余幾條路的人，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。人生的道路上滿是陷阱墮落的方式很多，總括起來，約有這兩大類：
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。
你們到了實際社會里，往往所用非所學，往往所學全無用處，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，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，混官做。在這種環境里，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，也不免心灰意懶，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。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；書籍，試驗室，師友的切磋指導，閑暇的工夫，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。沒有做學問的環境，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？此段講社會往往不能給我們做學問的環境。
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。
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，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，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。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，改造的熱誠，奮斗的勇氣，到此時候，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里，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，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。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，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，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。你在那俘虜牢獄里，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，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！從此以后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，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。此段講理想容易幻滅，人便甘心為現實奴役。
要防御這兩方面的墮落，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，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于理想人生的追求。有什么好法子呢？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，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。
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：“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！”
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；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，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，——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。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認是“問題中人”而非“學術中人”。所謂“為知識而求知識”，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，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，人們就覺得這是“無所為”的求知識了。
我們出學校之后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，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里盤旋，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。可惜當時青年人最大的問題是養家糊口，生存都是難題，遑論其他？
可是，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，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，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，——這時候，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，坐也坐不下，睡也睡不安，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；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。沒有書，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；沒有儀器，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；沒有師友，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。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，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，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，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，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。
所以我說：第一要尋問題。腦子里沒有問題之日，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！古人說，“待文王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”試想葛理略(Galileo)和牛敦(Newton)有多少藏書？有多少儀器？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。有了問題而后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。沒有問題的人們，關在圖書館里也不會用書，鎖在試驗室里也不會有什么發現。
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：“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。”
離開學校之后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。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，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，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。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，就不感覺興趣了。
為糊口而作那種“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”的工作，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思想主義。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。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，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，可以叫做業余活動。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，都是他的業余活動。往往他的業余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，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。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將，他就成個賭徒；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，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；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，你也許成個史學家。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。
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，彌兒(J.S.Mill)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，然而他的業余工作使他在哲學上、經濟學上、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；斯賓塞(Spencer)是一個測量工程師，然而他的業余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。古來成大學問的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。
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，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，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，只有多方發展業余的興趣，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托，使我們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。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兒，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，因為你知道，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后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，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，或寫你的小說戲曲，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，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。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，生活就不枯寂了，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。
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：“你總得有一點信心。”
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，眼中所見，耳中所聞，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。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，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，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，——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，已算是萬幸了，怎么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？
我要對你們說：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！只要我們有信心，我們還有救。古人說：“信心(Faith)可以移山。”又說：“只要工夫深，生鐵磨成繡花針。”
你不信嗎？當拿破侖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，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(Fichte)今通譯“費希特”，社科院哲學所梁志學先生譯有《費希特選集》(已出至第五卷)的，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，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，是必定要復興的。菲希特死的時候(1814)，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。然而不滿五十年，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。
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。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，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。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，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。一粒一粒的種，必有滿倉滿屋的收，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獲，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，但現實往往是勞而無獲，因此理想也就喪失，心靈也就麻木了。
我們要深信：今日的失敗，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。
我們要深信：今日的努力，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。
佛典里有一句話：“福不唐捐。”唐捐就是白白地丟了。我們也應該說：“功不唐捐！”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。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，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，你瞧！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！
你不信嗎！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后，割了兩省地，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。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(Pasteur)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里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。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，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。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：
(一)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種微菌的發展；
(二)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于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；
(三)傳染病的微菌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，可以減輕毒力，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。
這三個問題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系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，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。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，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，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。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，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；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，救濟了無數的生命。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(Huxley)在皇家學會里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：“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，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。”
巴斯德對于科學有絕大的信心，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，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。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，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，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。
朋友們，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，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。你要深信：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。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能夠永遠有這樣的信心，自然也是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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